第9章 三 “我是局长，生死关头我应该先上”
正月里，洞庭湖人显得最欢快，最慷慨，穿戴时新的衣裳，挎着贵重的礼品，走姨家，串姑家，相互拜年贺喜，那金灿灿的腊肉，那黄澄澄的腊鱼，还有那油光水亮的腊鸡腊鸭，连成一篙又一篙，挂在灶头，只等拜年客跨进门，摘下，一锅煮了，大盆大盆地端上，又捧出大坛大坛米酒，猜拳行令，笑语满院。然而，有时为鸡毛蒜皮的事，会突然翻脸，拳脚并动，棍刀并用。
10日，洞庭湖腹地的柳林嘴发生了上千人卷入的流血械斗事件。曾庆嘉接到报告，火速挑选得力民警，亲自率领赶往现场。副局长、副教导员都上前拉住他，要他留在局里坐镇。这些天，他正忍受着胃壁小灶增生、胆囊炎和颈椎骨增生的折磨，眼下，100里路的颠簸不说，要制止上千人的械斗，其难其苦，不可想象，他这半条性命还保得住吗？！要流血，要丢命，他们带领民警去干。曾庆嘉理解战友们对他的爱，对他的情，要他留下，可他高低不肯。他说：“我是局长，生死关头我应该先上。”
械斗正在残酷地进行，堤坡、滩岸、田垄，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在吼叫。面对这一幕惨景，曾庆嘉的心也在流血，也在吼叫。他率先冲进械斗中心，下令双方放下棍棒、锄头、梭镖。这些野蛮的村民，这些骁勇的村民，此时正像斗红了眼的牯牛，他们想的是要为自己受伤的亲人报仇，他们想的是要把对方彻底打败，对于曾庆嘉的命令，他们只当耳边风，手中的器械挥舞得更快速更凶猛。几个民警看见乱挥乱舞的棍棒雨点般落到局长身上，便拨开棍棒冲上来围成一圈，保护他的安全。他火了，吼道：“你们涨蠢了是不是？这么多人在受伤，在流血，你们赶快去制止呀！”
局长的话，民警们当然听。他始终站在械斗双方的生死线上，通过多方的艰苦工作，终于平息了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械斗。
这在他人生的旅程中，已不算新鲜事了。六十年代初，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方面都要干部。当时，曾庆嘉即将高中毕业，是班长，是学生会干部，学业成绩名列前茅。老师要他报考北京大学。他点点头，他只知扎扎实实地做着夺魁准备。美好的前程在向他微笑，在向他招手。就在这时，县委组织部到学校挑选国家干部，指名要他这个品学兼优者。老师十分舍不得，他却没讲价钱，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为党、为国家甘愿牺牲个人的利益。第二天，他就到县委宣传部报到，高高兴兴当上了国家干部。第三天，他就穿上草鞋，背着挎包，跨山越水做调查，一身泥水，两脚硬茧，半个月，走遍大半个县。不久，他被委派到龙潭桥公社潘家桥大队蹲点，每月薪水是24元钱，25斤粮票，可他每天还从牙缝里省出一点，献给公共食堂。他春节回家，父母见了，不敢相信眼前这瘦得杨树棍似的半老头就是他们那牛高马大的儿子。父母拉着他的手，哭得好心疼。乡亲们都说：“一月三十天，哪里弄不到24元钱。每日捞碗虾子，挖两支藕，也能填饱肚子。”
可他，就像卷了脚的门钉，丝毫不动摇。党选他当国家干部，是对他的信任。他只能任劳任怨干到底，决不能半途当逃兵。
七十年代初，曾一度被砸烂了的公安机关重新恢复，需要挑选政治可靠，知识过硬的干部进入公安部门工作，理所当然，他是入选的一个。他做什么就爱什么。他做什么，就钻什么。跟他一同调来的干部，适应不了公安部门紧张的工作和没有规律的生活，以种种借口和理由，调到党委和政府部门去了。他却深深扎下了根。由公安局秘书股长，到副局长，再到局长兼党组书记.从而立之年到知天命之年，由外行到内行，由普通警察到一局之长，这中间，他流了多少血汗，吃了多少苦头。他主办第一个案子，就遇到了难剃的头。盗窃团伙主犯刘汉平，接到他的传讯，无动于衷，不理不睬。他只好和刑侦股长刘凤午登刘汉平家的门，刚跨进禾场，刘汉平就带着同伙对他俩大打出手。拳头、棍棒，雨点般落到他俩身上。他和刘凤午忍无可忍，抓住刘汉平，将其戴上铐子，强行带走。刘汉平不老实交待，就关了他两天两夜。哪知，这事却违犯了有关法律。由此，他深受启迪：执法者，不仅对法律要烂熟于心，更重要的是用法律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尔后，他白天和民警一起侦破案件，晚上刻苦钻研法律，使自己成长为公安战线上一个合格的战士，一位超群的指挥员。他自1984年担任公安局长以来，带领民警查处治安案件3436起，破获刑事案件1518起，为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673000余元。每逢发生重大案件，出现重大治安问题和事故，他都要亲自带领民警赶赴现场，遇到疑案和难案，他都要亲自挂帅，每年，他参与破获的刑事案件达40余起，其中大案、要案达10余起。他觉得，在公安战线工作，必须具备侦破大案要案的本领，吃苦耐劳的毅力，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这些，只有自己首先做到，才能带动全局民警，把公安工作做好。
1987年6月，长常公路牛路滩地段发生一起拦车抢劫案，造成极坏影响。他和刑侦队队长刘述明率领侦查员赶赴现场，勘察取证，分析案情，运用秘密的和公开的侦查手段寻觅揭露犯罪线索，先后走访了公路沿线的20多家商店、旅社、饭馆和农户，和40多人进行了座谈，火辣的日头晒脱了自己的皮，沉闷的黑夜熬红了眼，10天内只上床4次，终于挖出了11人的抢劫团伙，破获抢劫案件4起，依法逮捕了7名犯罪嫌疑人，消除了一大隐患。
1987年2月，他深入到14个乡镇调查，发现城乡盗窃犯罪活动猖獗，回局，他召开党组会研究决定：报告县委、县政府，在全县开展一次反盗窃活动的专项斗争。这场反盗斗争历时4个月，共排查出盗扒分子和嫌疑对象1424名，破案407起，其中大案30起，依法逮捕76名，送劳教6名，治安处罚413名，稳定了城乡秩序，受到县委和县政府的通报表扬。
五年来，他还先后接待来访群众521人次，处理群众来信263件次。五年来，他组织民警为群众送还赃物5100余件，送还赃款18万余元。五年来，他拒收和退还各类送礼200余次，金额8000余元。他没有利用局长的权力，徇过一次私情；他没有凭借公安局大印，解决一个亲戚朋友的“农转非”户口。五年来，他加班900个，胃切除三分之二，胆囊全部摘掉，颈椎骨继续增生。
在他身上要写的东西太多了。若真正凝练起来，似乎只有他常说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自私的士兵，只有自私的将帅；世界上没有无能的士兵，只有无能的将帅。一支民警队伍能不能管好、带好，不在民警队伍本身，而在于这支民警队伍的领头人有没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有没有不信邪的气魄和胆识。”
（入选群众出版社《特区警官》，1992年10月第1版，责任编辑：谢先云、李红珠；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局长在紧急关头》，1993年8月第1版，责任编辑：周百义、李鸿文）
10日，洞庭湖腹地的柳林嘴发生了上千人卷入的流血械斗事件。曾庆嘉接到报告，火速挑选得力民警，亲自率领赶往现场。副局长、副教导员都上前拉住他，要他留在局里坐镇。这些天，他正忍受着胃壁小灶增生、胆囊炎和颈椎骨增生的折磨，眼下，100里路的颠簸不说，要制止上千人的械斗，其难其苦，不可想象，他这半条性命还保得住吗？！要流血，要丢命，他们带领民警去干。曾庆嘉理解战友们对他的爱，对他的情，要他留下，可他高低不肯。他说：“我是局长，生死关头我应该先上。”
械斗正在残酷地进行，堤坡、滩岸、田垄，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在吼叫。面对这一幕惨景，曾庆嘉的心也在流血，也在吼叫。他率先冲进械斗中心，下令双方放下棍棒、锄头、梭镖。这些野蛮的村民，这些骁勇的村民，此时正像斗红了眼的牯牛，他们想的是要为自己受伤的亲人报仇，他们想的是要把对方彻底打败，对于曾庆嘉的命令，他们只当耳边风，手中的器械挥舞得更快速更凶猛。几个民警看见乱挥乱舞的棍棒雨点般落到局长身上，便拨开棍棒冲上来围成一圈，保护他的安全。他火了，吼道：“你们涨蠢了是不是？这么多人在受伤，在流血，你们赶快去制止呀！”
局长的话，民警们当然听。他始终站在械斗双方的生死线上，通过多方的艰苦工作，终于平息了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械斗。
这在他人生的旅程中，已不算新鲜事了。六十年代初，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方面都要干部。当时，曾庆嘉即将高中毕业，是班长，是学生会干部，学业成绩名列前茅。老师要他报考北京大学。他点点头，他只知扎扎实实地做着夺魁准备。美好的前程在向他微笑，在向他招手。就在这时，县委组织部到学校挑选国家干部，指名要他这个品学兼优者。老师十分舍不得，他却没讲价钱，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为党、为国家甘愿牺牲个人的利益。第二天，他就到县委宣传部报到，高高兴兴当上了国家干部。第三天，他就穿上草鞋，背着挎包，跨山越水做调查，一身泥水，两脚硬茧，半个月，走遍大半个县。不久，他被委派到龙潭桥公社潘家桥大队蹲点，每月薪水是24元钱，25斤粮票，可他每天还从牙缝里省出一点，献给公共食堂。他春节回家，父母见了，不敢相信眼前这瘦得杨树棍似的半老头就是他们那牛高马大的儿子。父母拉着他的手，哭得好心疼。乡亲们都说：“一月三十天，哪里弄不到24元钱。每日捞碗虾子，挖两支藕，也能填饱肚子。”
可他，就像卷了脚的门钉，丝毫不动摇。党选他当国家干部，是对他的信任。他只能任劳任怨干到底，决不能半途当逃兵。
七十年代初，曾一度被砸烂了的公安机关重新恢复，需要挑选政治可靠，知识过硬的干部进入公安部门工作，理所当然，他是入选的一个。他做什么就爱什么。他做什么，就钻什么。跟他一同调来的干部，适应不了公安部门紧张的工作和没有规律的生活，以种种借口和理由，调到党委和政府部门去了。他却深深扎下了根。由公安局秘书股长，到副局长，再到局长兼党组书记.从而立之年到知天命之年，由外行到内行，由普通警察到一局之长，这中间，他流了多少血汗，吃了多少苦头。他主办第一个案子，就遇到了难剃的头。盗窃团伙主犯刘汉平，接到他的传讯，无动于衷，不理不睬。他只好和刑侦股长刘凤午登刘汉平家的门，刚跨进禾场，刘汉平就带着同伙对他俩大打出手。拳头、棍棒，雨点般落到他俩身上。他和刘凤午忍无可忍，抓住刘汉平，将其戴上铐子，强行带走。刘汉平不老实交待，就关了他两天两夜。哪知，这事却违犯了有关法律。由此，他深受启迪：执法者，不仅对法律要烂熟于心，更重要的是用法律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尔后，他白天和民警一起侦破案件，晚上刻苦钻研法律，使自己成长为公安战线上一个合格的战士，一位超群的指挥员。他自1984年担任公安局长以来，带领民警查处治安案件3436起，破获刑事案件1518起，为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673000余元。每逢发生重大案件，出现重大治安问题和事故，他都要亲自带领民警赶赴现场，遇到疑案和难案，他都要亲自挂帅，每年，他参与破获的刑事案件达40余起，其中大案、要案达10余起。他觉得，在公安战线工作，必须具备侦破大案要案的本领，吃苦耐劳的毅力，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这些，只有自己首先做到，才能带动全局民警，把公安工作做好。
1987年6月，长常公路牛路滩地段发生一起拦车抢劫案，造成极坏影响。他和刑侦队队长刘述明率领侦查员赶赴现场，勘察取证，分析案情，运用秘密的和公开的侦查手段寻觅揭露犯罪线索，先后走访了公路沿线的20多家商店、旅社、饭馆和农户，和40多人进行了座谈，火辣的日头晒脱了自己的皮，沉闷的黑夜熬红了眼，10天内只上床4次，终于挖出了11人的抢劫团伙，破获抢劫案件4起，依法逮捕了7名犯罪嫌疑人，消除了一大隐患。
1987年2月，他深入到14个乡镇调查，发现城乡盗窃犯罪活动猖獗，回局，他召开党组会研究决定：报告县委、县政府，在全县开展一次反盗窃活动的专项斗争。这场反盗斗争历时4个月，共排查出盗扒分子和嫌疑对象1424名，破案407起，其中大案30起，依法逮捕76名，送劳教6名，治安处罚413名，稳定了城乡秩序，受到县委和县政府的通报表扬。
五年来，他还先后接待来访群众521人次，处理群众来信263件次。五年来，他组织民警为群众送还赃物5100余件，送还赃款18万余元。五年来，他拒收和退还各类送礼200余次，金额8000余元。他没有利用局长的权力，徇过一次私情；他没有凭借公安局大印，解决一个亲戚朋友的“农转非”户口。五年来，他加班900个，胃切除三分之二，胆囊全部摘掉，颈椎骨继续增生。
在他身上要写的东西太多了。若真正凝练起来，似乎只有他常说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自私的士兵，只有自私的将帅；世界上没有无能的士兵，只有无能的将帅。一支民警队伍能不能管好、带好，不在民警队伍本身，而在于这支民警队伍的领头人有没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有没有不信邪的气魄和胆识。”
（入选群众出版社《特区警官》，1992年10月第1版，责任编辑：谢先云、李红珠；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局长在紧急关头》，1993年8月第1版，责任编辑：周百义、李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