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安乐死的问题正争议热烈，其实，未知生焉知死？我们该讨论一下安乐生的问题。
这个问题曾经不成问题。中国早有古训：安贫乐道。安贫者，得安；乐道者，得乐。安贫乐道便是获得人生幸福的方便法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废，戴月荷锄归。（陶渊明）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苏东坡）这不是一幅幅怡然自适遗世独立的君子古道图吗？不过，也许是先辈们太安贫，安得人欲几灭、功利几无，中国就一直贫下来，贫到阿q就只能宿破庙捉虱子了。被人打，就说是儿子打老子，有精神胜利法以解嘲，充当了“安贫乐道”论的另一版本，一种退化了的遗传，最后被豪强抓去砍了脑袋。看来，富者不让贫者安乐，贫过了头就要被老太爷或八国联军欺压。要想活下去，得另外找办法。
西来的工业文明亮了中国人的眼。安贫乐道作为腐儒之论被讥嘲被抛弃被pass。贫怕了的中国人开始急切致富，而很多社会学者几乎有“发展癖”，无论左翼右翼都一齐奉“发展”为圣谕，力图让人们相信，似乎只要经济发展了即物质条件改善了，人们就会幸福的。确实，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还带来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三转一响”，“新八件”，还有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炫目前景。但是，随着物质财产神奇的增聚，随着物欲得到充分满足，厌倦作为满足的影子紧紧随后也在悄悄滋长，并繁殖出更多的心理黑暗。很多人反倒不怎么会安，不怎么会乐了。称作“文明病”的莫名焦灼感孤独感正在富起来的人群中蔓延。这些人最爱问的是：“有意思吗？”（在美国的同义语：是不是interesting？能不能够makefun？）他们最常回答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没意思。”——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听到。俭朴，读书，奉献社会，当然早成了头等没意思的事。看电视没意思，电视停了更没意思。假日闲逛没意思，辛苦上班更没意思。找个情人没意思，厮守着老婆或丈夫更没意思。他们渐渐失去了独处半日乃至两小时的能力，在闲暇里自由得发慌，只得去大街或酒吧，绷着脸皮，目光黯淡，对三流通俗歌手假惺惺的爱呵恋呵，表示漠然的向往；对这些歌手假惺惺的愁呵苦呵，表示漠然的共鸣。他们最拿手的活就是抱怨，从邻居到联合国，好像都欠了他们十万大洋。
奇怪的现象是：有时幸福愈多，幸福感却愈少。如果七十年代的一位中国青年，可以因为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而有两年的幸福感，现在则可能只有两个月甚至两天。大工业使幸福的有效性递减，幸福的有效期大为缩短。电视广告展示出目不暇接的现代享受，催促着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率。刚刚带来一点欢喜的自行车，在广告面前转眼间相形见绌。自行车算什么？自行车前面是摩托，摩托前面是小轿车……电子传媒使人们知道得太多，让无限的攀比对象强入民宅，轮番侵扰。人们对幸福的程程追赶，永远也赶不上市场上正牌或冒牌的幸福增量。幸福感就在这场疲倦不堪的追逐赛中日渐稀释。
现代新人族都读过书识过字，当然也希望在精神领地收入快感。现在简单啦，精神也可以买，艺术、情感、宗教等等都可以成为有价商品。凡·高的画在拍卖，和尚道场可以花钱定做，思乡怀旧在旅游公司里推销，日本还出现了高价租用“外婆”或“儿子”以满足亲情之需的新兴行业。金钱就这样从物质领域渗向精神领域，力图把精神变成一种可以用集装箱或易拉罐包装并可由会计员来计算的东西，一种也可以“用过了就扔”的东西，给消费者充分的心灵满足。
是不是真能够满足？
推销商能提供人们很多幸福的物质硬件，社会发展规划也制订出钢产量、人均生产值、学校数目和病床数目等等指标。但一个人所得亲情的质与量，一个人所得友谊的质与量，一个人创造性劳动所得快感的质与量，一个人洽处和感悟大自然的质和量，一个人个性人格求得丰富美好的质与量……这些幸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软件，推销商不能提供，也没法找到有关的计量办法、质检办法，以把它们纳入发展规划然后批量生产。正如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辆小轿车，但并不能配套服务——同时供给你朋友的笑脸或考试的成功，让你驱车奔赴。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台电话，但没法保证话筒里都流淌出友善、有趣、令人欣喜的语言，而不是气恼咻咻的吵架或哀哀怨怨的唠叨。
精神是不能由别人给予的。政客和推销商们从来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他们只能含糊其辞，或者耸耸肩，最好让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
苏东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贫贱者易生焦渴，富贵者易生厌倦，二者都不是好事。但贫贱者至少可以怨天尤人，把焦渴之苦归因于外部困难的阻迫，维持对自己的信任。而富贵的厌倦之苦完全是自作自受，没法向别人赖账，必须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不能不内心恐慌。贫贱者的焦渴是处在幸福的入口之外，还有追求的目标，种种希望尚存。富贵者的厌倦则是面临着幸福的出口，繁华幻影已在身后破灭，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这样比起来，东坡先生所言不差。难怪他常常警告自己：“出舆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亦如德国人尼采说的：“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贫困。”他们都对富贵瞪大了警惕的眼睛。人类虽然不必太富贵，但总是要富贵的。东坡、尼采二位的拒富仇富主义终不是积极的办法，不能最后解决灵与肉、心与物这个永恒难题。只是现代不少人富后的苦日子，不幸被二位古人言中，实是一桩遗憾。应该说，事情还刚刚开始，东西方都在较着劲干，没有人能阻止经济这一列失去了制动闸的狂奔列车。幸福的物质硬件不断丰足和升级，将更加反衬出精神软件的稀缺，对局中人构成日益增强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不过是上帝同人类开的一个严酷玩笑，是对人类的强化考验。
苏东坡一生坎坷，但总是能安能乐。如果说陶渊明还多了一些悲屈，尼采还太容易狂躁，那么苏东坡便更有健康的光彩。他是一个对任何事都有兴趣的大孩子，是一位随时能向周围的人辐射出快乐的好朋友，是一位醉心于艺术探索、政治改革以及兴修水利的实干家——可见他的安贫不意味着反对“富”民。我每次想起他的形象，便感到亲切并发出微笑。
1992年10月
*最初发表于1992年《天涯》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夜行者梦语》。
这个问题曾经不成问题。中国早有古训：安贫乐道。安贫者，得安；乐道者，得乐。安贫乐道便是获得人生幸福的方便法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废，戴月荷锄归。（陶渊明）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苏东坡）这不是一幅幅怡然自适遗世独立的君子古道图吗？不过，也许是先辈们太安贫，安得人欲几灭、功利几无，中国就一直贫下来，贫到阿q就只能宿破庙捉虱子了。被人打，就说是儿子打老子，有精神胜利法以解嘲，充当了“安贫乐道”论的另一版本，一种退化了的遗传，最后被豪强抓去砍了脑袋。看来，富者不让贫者安乐，贫过了头就要被老太爷或八国联军欺压。要想活下去，得另外找办法。
西来的工业文明亮了中国人的眼。安贫乐道作为腐儒之论被讥嘲被抛弃被pass。贫怕了的中国人开始急切致富，而很多社会学者几乎有“发展癖”，无论左翼右翼都一齐奉“发展”为圣谕，力图让人们相信，似乎只要经济发展了即物质条件改善了，人们就会幸福的。确实，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还带来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三转一响”，“新八件”，还有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炫目前景。但是，随着物质财产神奇的增聚，随着物欲得到充分满足，厌倦作为满足的影子紧紧随后也在悄悄滋长，并繁殖出更多的心理黑暗。很多人反倒不怎么会安，不怎么会乐了。称作“文明病”的莫名焦灼感孤独感正在富起来的人群中蔓延。这些人最爱问的是：“有意思吗？”（在美国的同义语：是不是interesting？能不能够makefun？）他们最常回答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没意思。”——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听到。俭朴，读书，奉献社会，当然早成了头等没意思的事。看电视没意思，电视停了更没意思。假日闲逛没意思，辛苦上班更没意思。找个情人没意思，厮守着老婆或丈夫更没意思。他们渐渐失去了独处半日乃至两小时的能力，在闲暇里自由得发慌，只得去大街或酒吧，绷着脸皮，目光黯淡，对三流通俗歌手假惺惺的爱呵恋呵，表示漠然的向往；对这些歌手假惺惺的愁呵苦呵，表示漠然的共鸣。他们最拿手的活就是抱怨，从邻居到联合国，好像都欠了他们十万大洋。
奇怪的现象是：有时幸福愈多，幸福感却愈少。如果七十年代的一位中国青年，可以因为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而有两年的幸福感，现在则可能只有两个月甚至两天。大工业使幸福的有效性递减，幸福的有效期大为缩短。电视广告展示出目不暇接的现代享受，催促着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率。刚刚带来一点欢喜的自行车，在广告面前转眼间相形见绌。自行车算什么？自行车前面是摩托，摩托前面是小轿车……电子传媒使人们知道得太多，让无限的攀比对象强入民宅，轮番侵扰。人们对幸福的程程追赶，永远也赶不上市场上正牌或冒牌的幸福增量。幸福感就在这场疲倦不堪的追逐赛中日渐稀释。
现代新人族都读过书识过字，当然也希望在精神领地收入快感。现在简单啦，精神也可以买，艺术、情感、宗教等等都可以成为有价商品。凡·高的画在拍卖，和尚道场可以花钱定做，思乡怀旧在旅游公司里推销，日本还出现了高价租用“外婆”或“儿子”以满足亲情之需的新兴行业。金钱就这样从物质领域渗向精神领域，力图把精神变成一种可以用集装箱或易拉罐包装并可由会计员来计算的东西，一种也可以“用过了就扔”的东西，给消费者充分的心灵满足。
是不是真能够满足？
推销商能提供人们很多幸福的物质硬件，社会发展规划也制订出钢产量、人均生产值、学校数目和病床数目等等指标。但一个人所得亲情的质与量，一个人所得友谊的质与量，一个人创造性劳动所得快感的质与量，一个人洽处和感悟大自然的质和量，一个人个性人格求得丰富美好的质与量……这些幸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软件，推销商不能提供，也没法找到有关的计量办法、质检办法，以把它们纳入发展规划然后批量生产。正如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辆小轿车，但并不能配套服务——同时供给你朋友的笑脸或考试的成功，让你驱车奔赴。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台电话，但没法保证话筒里都流淌出友善、有趣、令人欣喜的语言，而不是气恼咻咻的吵架或哀哀怨怨的唠叨。
精神是不能由别人给予的。政客和推销商们从来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他们只能含糊其辞，或者耸耸肩，最好让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
苏东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贫贱者易生焦渴，富贵者易生厌倦，二者都不是好事。但贫贱者至少可以怨天尤人，把焦渴之苦归因于外部困难的阻迫，维持对自己的信任。而富贵的厌倦之苦完全是自作自受，没法向别人赖账，必须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不能不内心恐慌。贫贱者的焦渴是处在幸福的入口之外，还有追求的目标，种种希望尚存。富贵者的厌倦则是面临着幸福的出口，繁华幻影已在身后破灭，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这样比起来，东坡先生所言不差。难怪他常常警告自己：“出舆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亦如德国人尼采说的：“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贫困。”他们都对富贵瞪大了警惕的眼睛。人类虽然不必太富贵，但总是要富贵的。东坡、尼采二位的拒富仇富主义终不是积极的办法，不能最后解决灵与肉、心与物这个永恒难题。只是现代不少人富后的苦日子，不幸被二位古人言中，实是一桩遗憾。应该说，事情还刚刚开始，东西方都在较着劲干，没有人能阻止经济这一列失去了制动闸的狂奔列车。幸福的物质硬件不断丰足和升级，将更加反衬出精神软件的稀缺，对局中人构成日益增强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不过是上帝同人类开的一个严酷玩笑，是对人类的强化考验。
苏东坡一生坎坷，但总是能安能乐。如果说陶渊明还多了一些悲屈，尼采还太容易狂躁，那么苏东坡便更有健康的光彩。他是一个对任何事都有兴趣的大孩子，是一位随时能向周围的人辐射出快乐的好朋友，是一位醉心于艺术探索、政治改革以及兴修水利的实干家——可见他的安贫不意味着反对“富”民。我每次想起他的形象，便感到亲切并发出微笑。
1992年10月
*最初发表于1992年《天涯》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夜行者梦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