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写作三题
个性
我近年来的印象中，很多小说不解饥渴，有时候十几页黑压压的字翻过去，脑子里可能还是空的。包括读自己的有些小说，也成了一件需要强打精神不屈不挠的苦差，比读理论和新闻还要累人，岂不奇怪？
小说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再加点男盗女娼，一百零一个贪官还是贪官，一百零一次调情还是调情，无非就是这些玩意儿。人们通过日常闲谈和新闻小报，对这一碗碗剩饭早已吃腻，小说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再来炒一遍，就不能让我知道点别的什么？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很多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恶俗思想情绪的垃圾场，甚至成了一种看谁肚子里坏水多的晋级比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纸面上。某些号称改革主流题材的作品，有时也没干净多少，改革家们在豪华宾馆发布格言，与各色美女关系暧昧然后走进暴风雨沉思祖国的明天，其实暗含着对腐败既愤怒又渴望的心态，形成了乐此不疲的文字窥探。
据说这是一个个人化写作的黄金时代，奇怪的是，人们紧急解散以后并没有各行其是，倒是更加潮流化的步调一致，包括作品中很多新派少年，变得一律地横（叫做酷？），一律地疯（叫做炫？），成天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正如蔡翔先生总结的：“个人性成了一种新的普遍性”——倒不如在个性据说受到深重压抑的时代，鲁迅、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写出的人物一个是一个，神采殊分，命运各异，合情合理，入筋入骨，至今还在人们记忆中呼之欲出。这样看来，个性并不是孤芳自赏的产物，倒是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一些忘我者可能更富有个性。一个婴儿的吃奶和排泄，算什么个性？一个人总是把自己孤立在私宅或者荒漠，能有什么样的个性？个性是人进入社会化和历史化的产物，一如争奇斗艳的自然物种，其差异刚好是它们组成共生系统的结果，是它们互相影响、互相支撑以及互相冲突的结果。不能植根公共文化积累的个性一定是空虚的，不能承担公共事务重荷的个性一定是轻浮的。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人生轨迹如果统统指向利益，很不幸，当然就只能相互重叠，都成了两点之间最短的直线。
作家不是记者、法官、教长、社区工作者等等，不能不顽强坚持个人的视角，不能不是广义的个人主义者。但个人视角是为了更真切地洞察社会与历史，不是时时对准自己的超大豪华肖像。恰恰相反，把聚焦时时对准自己的肖像，这种视角与旧时政治、宗教的意识形态宣传无异，是另一种全民障眼法，是观察视野的自动放弃与任人没收。我们现在不妨重读一下卡夫卡的《城堡》，他是成天在咖啡馆和卧室里自己与自己犯傻吗？还可以重读一下马尔克斯的《超越爱情的永恒死亡》和《没有人与之写信的上校》，这些小说揭示了拉美资本化进程下的血泪人生，岂无强烈的公共关切和社会热情？可惜的是，我们曾对此有目无珠，仅仅把这些作家的先锋性解读为个人性，解读为人人自封上帝式的轻狂。这是八十年代的严重事故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假上帝们后来齐刷刷地滑入叙事的“空转”和“失禁”，把读小说变得一种苦刑，大概不值得特别惊诧。
技术
在中文语境里，“艺术”的思维特点是以直觉为本，不拘泥于任何理法和规则。苏轼就崇尚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曾夸耀自己的写作：“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在这种说法后面有一大堆理论的支持，如“文无定法”（王若虚语），“文无定体”（吕本中语），“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语），都有直觉至上的味道。中国人习惯于把“艺术”与“匠术”相对立，尊前而贬后。如果说哪位文学家是“文匠”，有“匠气”，简直是骂人。
欧洲古人并不是这样。单从英文来看，“艺术”与“技术”同义，“艺术家（artist）”一词，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置换成“匠人”和“手艺人”（artisan、craftsman等），这在中国人看来一定很奇怪。他们的艺术与直觉是对立的，见于亚里士多德的措辞：byartorbyinstinct（靠艺术抑或靠直觉）；艺术又与自然对立，见于贺拉斯的措辞：ofnatureorofart（艺术的抑或自然的）。亚氏曾经把科学分成三种，其中的实用科学干脆就等同于艺术：appliedscience（orart）。可见，这里的艺术，与古希腊人造船术和古罗马人练兵术是同一码事，既“关书”又“关理”，是文有定体和文有定法的。这个传统直到现在还余绪未绝，美国一些电影理论，对电影制作照例有详细规定：过了几分钟该做什么，过了十几分钟该做什么，统统有法可循，马虎随意不得。
中国人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西化了，如谈小说必谈“情节”、“人物”、“主题”三大法统，就是承接西方传统。但中国人轻视技术训练，连大学里的作家班，对技术也不敢往深里讲和往细里讲。鲁迅先生劝人“不要相信小说做法”的话，吓得大家对技术躲得远远的，一动笔总是把自己想象成天才而不是工匠。这倒是有点中国人的脾气。不过，天才或说英才总是少的，大部分作家写一般的作品，作为一种合法职业，就得有起码的职业技术。天才或说英才也总是从庸才成长起来的，在成长的初始阶段，技术教育和训练恐怕不可免。这就像一个优秀球员在竞赛场上踢球如神，怎么踢都是妙，但基本功得靠训练场上一招一式地练出来，须按部就班和循规蹈矩，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有些小说在第一页就出现了七八个人物，这叫读者如何记得住？这是太不注意把握节奏的技术。有些小说里的每个人物开口都贫嘴，俏皮话密植，搞笑术地毯轰炸，其实过了头不怕互相雷同和抵消？就不怕真到紧要处反而使不上劲？这是太不注意把握反差对比的技术。还有些小说的煽情是硬煽，比如总是让英雄得胃病，让美女淋冷雨，搞得读者欲悲反笑，情绪短路，感觉串味，颇受折磨。其实煽情不是什么难事。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作品要在唤取“恐惧”与“怜悯”，具体做法是：坏人做坏事，不会让观众惊奇，所以应该让坏人做好事；好人做好事，也不会让观众惊奇，所以应该让好人做错事。最好的悲剧，一般是在亲人关系中产生怨恨，或在仇人关系中产生友爱。显然，《奥赛罗》和《雷雨》这一类作品，深得亚氏艺术（或技术？）的精髓，果真搅起了一代代受众的心潮起伏。
我们完全可以瞧不起这些套路，但慎用技术不等于不懂技术，自创技术更不等于不要技术。倘若我们这些低能儿多读几本老祖宗的技术操作手册，我们不一定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但至少可以不写最糟的作品，比方说不至于用悲情去胳肢读者，在煽情的时候缘木求鱼。
错误
美国人策划过一次人机象棋比赛，结果是一台叫做“深蓝”的电子计算机战胜了国际棋王。这场赛事虽然带有游戏性质，规则与评价方法不一定公正合理，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值得我们这些叫做人类的活物吓一跳。我们是人，能吃，能喝，能上班，能打领带，能谈哲学并且患高血压，自以为是天下独尊的智能生物。但我们的智能已经敌不过芯片了——它今天能赢棋，明天就不能干一点缺德的什么事？比方说搞一次政变上台当总统然后像饲养员一样把我们圈养起来？
幸好有一本科学家的书。我忘了这本书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写的，只记得书中一个最让我放心的结论：电脑是永远没法战胜人脑的。理由是：电脑尽管有人脑无可比拟的记忆容量，望尘莫及的计算速度，甚至还可以有人的学习、选择以及构想能力，但电脑缺乏人最重要的本领——犯错误。这就是说，芯片的工作永远是“正确”的，永远遵循着逻辑和程序（哪怕是某种模糊的逻辑和程序）；而人脑（谢天谢地！）却可以胡来，可以违规，可以“非法法也”，一句话，可以在错误中找到正确，用非逻辑和超程序的直觉方式来跃入真理。
这似乎是让人惊喜又不无沮丧的结论：原来，人类的专长，人类的优越，人类智能赖以自得的最后支点，其实就那么一条：犯错误。
错误可以是成功之母。水稻不育系原本是植物的错误（或说缺陷），一经生物学家利用，倒成了发明杂交水稻的起点。文学中这样的例子更多。没有一本优秀的诗歌或小说，是循规蹈矩写出来的。把女人比作鲜花，把土地比作母亲，这些比喻初创之时，不都是物类混淆的“错误”么？把声音当作色彩来写，把味觉当作触觉来写，这些手法对于科学而言，不都是感觉乱套的“错误”么？没有前人胡思乱想地犯下这些个“错误”，怎么会有今天的文学？所谓“文匠”，就是一字一句都太“正确”了的人，而真正的文学家从来都是人类思维陈规和感觉定势的挑战者，“犯错误”简直是他们的一种常备心态。把动词写得不像动词，把悲情写得不像悲情，把回忆写得不像回忆，把小说写得不像小说……他们在这些胆大妄为中，必定犯过很多一钱不值的错误；但这些代价之后的收获，是他们开启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正确，不断洞开令人惊异的审美世界。
柏拉图先生一生追求正确，最仇视文艺，说文艺家说话从来没个准，不要说了解物体的性能，就连了解物体的形状，也可以此时说大，彼时说小，可以此人说长，彼人说短，这样的莫衷一是与真理无缘，与政治原则更是格格不入，应视为一种恶劣的内在政治制度（abadinnerpoliticalsystem）。其实，柏拉图也没正确到哪里去，一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他那些有关物态大小或长短的执见，就变得不堪一击，并无永远的合法性。他似乎不知道，不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科学领域里，共识常常都源于异议，真知常常都启于偏见，文学监护着人类认识的多样性，是天生的异议专家和偏见专家，虽然也常犯下错误（柏拉图倒也说对了一面），但可以避免最大的错误：平庸。
平庸者充其量是一些披着人皮的芯片，可以做一些事情，做很多事情，但与创造不会有什么关系。
2003年5月至8月
附：偷换了前提的讨论
《小说选刊》编辑部：
谢谢你们转来孟繁华先生的文章。我欢迎任何人的批评。孟先生当然也有批评之权，只是他这篇文章里一开始就有前提偷换，让我困惑与为难。在我那篇短文里，我明明只是说到小说中“两个较为普遍现象”，而且通篇以第一人称来说事，把自己当作批评对象，怎么就成了我对小说“总体”和“全部”的偏执性“裁判”？在孟先生的词典里，“较为普遍”可以引申出“全部”、“总体”的意思吗？
恐怕不能吧。我们说改革使人民“较为普遍”致富，是否就可以引申出“全部”致富？是否就否认了贫困人口的存在？我们说制假售假现象“较为普遍”，还常常冠以“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一类用词，是否就可以引申出中国商业的“总体”败坏？是否就否认了好或者较好的商家仍然存在？孟文不过是强调：好的小说还是有的，还是很多的，这我完全同意，在以前很多文章里也表达了同样看法。问题是：谁反对过这一点？
在不太久的过去，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纠缠，常常成为政治棍子，让任何社会批评都如履薄冰，最后只能噤若寒蝉。文学界人士眼下经常批评商业、教育、体育、司法、政治等方面的负面现象，包括一些较为普遍或者非常普遍的负面现象，遇到对文学的批评或自我批评，最好不要过于敏感。其实，孟先生文中也承认小说中有“大量”烂俗的写作，表现为“都市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白领、官员、小姐、妓女、床上行为、歌厅舞厅、宾馆酒吧、海滨浴场等是常见的人物和场景”（——以上均引自孟文）。作为一个读者，我愿细心体会他这一批评的合理性，愿细心体会他的善意关切，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方去指控他居然把“白领”、“官员”与“妓女”并提，并且把“白领”、“官员”、“中产阶级”、“都市小资产阶级”统统一棍子打死。如果我也来吹毛求疵，举一两部作品为例，以证明上述人物身份和上述消费场景，并不妨碍这个作品成为优秀作品，我觉得这没有多少意思，更不会因此窃喜于自己论辩的胜利。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此致
敬礼！
韩少功
2004年3月9日
*最初陆续发表于2003年《小说选刊》杂志。
我近年来的印象中，很多小说不解饥渴，有时候十几页黑压压的字翻过去，脑子里可能还是空的。包括读自己的有些小说，也成了一件需要强打精神不屈不挠的苦差，比读理论和新闻还要累人，岂不奇怪？
小说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再加点男盗女娼，一百零一个贪官还是贪官，一百零一次调情还是调情，无非就是这些玩意儿。人们通过日常闲谈和新闻小报，对这一碗碗剩饭早已吃腻，小说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再来炒一遍，就不能让我知道点别的什么？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很多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恶俗思想情绪的垃圾场，甚至成了一种看谁肚子里坏水多的晋级比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纸面上。某些号称改革主流题材的作品，有时也没干净多少，改革家们在豪华宾馆发布格言，与各色美女关系暧昧然后走进暴风雨沉思祖国的明天，其实暗含着对腐败既愤怒又渴望的心态，形成了乐此不疲的文字窥探。
据说这是一个个人化写作的黄金时代，奇怪的是，人们紧急解散以后并没有各行其是，倒是更加潮流化的步调一致，包括作品中很多新派少年，变得一律地横（叫做酷？），一律地疯（叫做炫？），成天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正如蔡翔先生总结的：“个人性成了一种新的普遍性”——倒不如在个性据说受到深重压抑的时代，鲁迅、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写出的人物一个是一个，神采殊分，命运各异，合情合理，入筋入骨，至今还在人们记忆中呼之欲出。这样看来，个性并不是孤芳自赏的产物，倒是不把自己当回事的一些忘我者可能更富有个性。一个婴儿的吃奶和排泄，算什么个性？一个人总是把自己孤立在私宅或者荒漠，能有什么样的个性？个性是人进入社会化和历史化的产物，一如争奇斗艳的自然物种，其差异刚好是它们组成共生系统的结果，是它们互相影响、互相支撑以及互相冲突的结果。不能植根公共文化积累的个性一定是空虚的，不能承担公共事务重荷的个性一定是轻浮的。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人生轨迹如果统统指向利益，很不幸，当然就只能相互重叠，都成了两点之间最短的直线。
作家不是记者、法官、教长、社区工作者等等，不能不顽强坚持个人的视角，不能不是广义的个人主义者。但个人视角是为了更真切地洞察社会与历史，不是时时对准自己的超大豪华肖像。恰恰相反，把聚焦时时对准自己的肖像，这种视角与旧时政治、宗教的意识形态宣传无异，是另一种全民障眼法，是观察视野的自动放弃与任人没收。我们现在不妨重读一下卡夫卡的《城堡》，他是成天在咖啡馆和卧室里自己与自己犯傻吗？还可以重读一下马尔克斯的《超越爱情的永恒死亡》和《没有人与之写信的上校》，这些小说揭示了拉美资本化进程下的血泪人生，岂无强烈的公共关切和社会热情？可惜的是，我们曾对此有目无珠，仅仅把这些作家的先锋性解读为个人性，解读为人人自封上帝式的轻狂。这是八十年代的严重事故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假上帝们后来齐刷刷地滑入叙事的“空转”和“失禁”，把读小说变得一种苦刑，大概不值得特别惊诧。
技术
在中文语境里，“艺术”的思维特点是以直觉为本，不拘泥于任何理法和规则。苏轼就崇尚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曾夸耀自己的写作：“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在这种说法后面有一大堆理论的支持，如“文无定法”（王若虚语），“文无定体”（吕本中语），“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语），都有直觉至上的味道。中国人习惯于把“艺术”与“匠术”相对立，尊前而贬后。如果说哪位文学家是“文匠”，有“匠气”，简直是骂人。
欧洲古人并不是这样。单从英文来看，“艺术”与“技术”同义，“艺术家（artist）”一词，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置换成“匠人”和“手艺人”（artisan、craftsman等），这在中国人看来一定很奇怪。他们的艺术与直觉是对立的，见于亚里士多德的措辞：byartorbyinstinct（靠艺术抑或靠直觉）；艺术又与自然对立，见于贺拉斯的措辞：ofnatureorofart（艺术的抑或自然的）。亚氏曾经把科学分成三种，其中的实用科学干脆就等同于艺术：appliedscience（orart）。可见，这里的艺术，与古希腊人造船术和古罗马人练兵术是同一码事，既“关书”又“关理”，是文有定体和文有定法的。这个传统直到现在还余绪未绝，美国一些电影理论，对电影制作照例有详细规定：过了几分钟该做什么，过了十几分钟该做什么，统统有法可循，马虎随意不得。
中国人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西化了，如谈小说必谈“情节”、“人物”、“主题”三大法统，就是承接西方传统。但中国人轻视技术训练，连大学里的作家班，对技术也不敢往深里讲和往细里讲。鲁迅先生劝人“不要相信小说做法”的话，吓得大家对技术躲得远远的，一动笔总是把自己想象成天才而不是工匠。这倒是有点中国人的脾气。不过，天才或说英才总是少的，大部分作家写一般的作品，作为一种合法职业，就得有起码的职业技术。天才或说英才也总是从庸才成长起来的，在成长的初始阶段，技术教育和训练恐怕不可免。这就像一个优秀球员在竞赛场上踢球如神，怎么踢都是妙，但基本功得靠训练场上一招一式地练出来，须按部就班和循规蹈矩，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有些小说在第一页就出现了七八个人物，这叫读者如何记得住？这是太不注意把握节奏的技术。有些小说里的每个人物开口都贫嘴，俏皮话密植，搞笑术地毯轰炸，其实过了头不怕互相雷同和抵消？就不怕真到紧要处反而使不上劲？这是太不注意把握反差对比的技术。还有些小说的煽情是硬煽，比如总是让英雄得胃病，让美女淋冷雨，搞得读者欲悲反笑，情绪短路，感觉串味，颇受折磨。其实煽情不是什么难事。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作品要在唤取“恐惧”与“怜悯”，具体做法是：坏人做坏事，不会让观众惊奇，所以应该让坏人做好事；好人做好事，也不会让观众惊奇，所以应该让好人做错事。最好的悲剧，一般是在亲人关系中产生怨恨，或在仇人关系中产生友爱。显然，《奥赛罗》和《雷雨》这一类作品，深得亚氏艺术（或技术？）的精髓，果真搅起了一代代受众的心潮起伏。
我们完全可以瞧不起这些套路，但慎用技术不等于不懂技术，自创技术更不等于不要技术。倘若我们这些低能儿多读几本老祖宗的技术操作手册，我们不一定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但至少可以不写最糟的作品，比方说不至于用悲情去胳肢读者，在煽情的时候缘木求鱼。
错误
美国人策划过一次人机象棋比赛，结果是一台叫做“深蓝”的电子计算机战胜了国际棋王。这场赛事虽然带有游戏性质，规则与评价方法不一定公正合理，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值得我们这些叫做人类的活物吓一跳。我们是人，能吃，能喝，能上班，能打领带，能谈哲学并且患高血压，自以为是天下独尊的智能生物。但我们的智能已经敌不过芯片了——它今天能赢棋，明天就不能干一点缺德的什么事？比方说搞一次政变上台当总统然后像饲养员一样把我们圈养起来？
幸好有一本科学家的书。我忘了这本书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写的，只记得书中一个最让我放心的结论：电脑是永远没法战胜人脑的。理由是：电脑尽管有人脑无可比拟的记忆容量，望尘莫及的计算速度，甚至还可以有人的学习、选择以及构想能力，但电脑缺乏人最重要的本领——犯错误。这就是说，芯片的工作永远是“正确”的，永远遵循着逻辑和程序（哪怕是某种模糊的逻辑和程序）；而人脑（谢天谢地！）却可以胡来，可以违规，可以“非法法也”，一句话，可以在错误中找到正确，用非逻辑和超程序的直觉方式来跃入真理。
这似乎是让人惊喜又不无沮丧的结论：原来，人类的专长，人类的优越，人类智能赖以自得的最后支点，其实就那么一条：犯错误。
错误可以是成功之母。水稻不育系原本是植物的错误（或说缺陷），一经生物学家利用，倒成了发明杂交水稻的起点。文学中这样的例子更多。没有一本优秀的诗歌或小说，是循规蹈矩写出来的。把女人比作鲜花，把土地比作母亲，这些比喻初创之时，不都是物类混淆的“错误”么？把声音当作色彩来写，把味觉当作触觉来写，这些手法对于科学而言，不都是感觉乱套的“错误”么？没有前人胡思乱想地犯下这些个“错误”，怎么会有今天的文学？所谓“文匠”，就是一字一句都太“正确”了的人，而真正的文学家从来都是人类思维陈规和感觉定势的挑战者，“犯错误”简直是他们的一种常备心态。把动词写得不像动词，把悲情写得不像悲情，把回忆写得不像回忆，把小说写得不像小说……他们在这些胆大妄为中，必定犯过很多一钱不值的错误；但这些代价之后的收获，是他们开启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正确，不断洞开令人惊异的审美世界。
柏拉图先生一生追求正确，最仇视文艺，说文艺家说话从来没个准，不要说了解物体的性能，就连了解物体的形状，也可以此时说大，彼时说小，可以此人说长，彼人说短，这样的莫衷一是与真理无缘，与政治原则更是格格不入，应视为一种恶劣的内在政治制度（abadinnerpoliticalsystem）。其实，柏拉图也没正确到哪里去，一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他那些有关物态大小或长短的执见，就变得不堪一击，并无永远的合法性。他似乎不知道，不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科学领域里，共识常常都源于异议，真知常常都启于偏见，文学监护着人类认识的多样性，是天生的异议专家和偏见专家，虽然也常犯下错误（柏拉图倒也说对了一面），但可以避免最大的错误：平庸。
平庸者充其量是一些披着人皮的芯片，可以做一些事情，做很多事情，但与创造不会有什么关系。
2003年5月至8月
附：偷换了前提的讨论
《小说选刊》编辑部：
谢谢你们转来孟繁华先生的文章。我欢迎任何人的批评。孟先生当然也有批评之权，只是他这篇文章里一开始就有前提偷换，让我困惑与为难。在我那篇短文里，我明明只是说到小说中“两个较为普遍现象”，而且通篇以第一人称来说事，把自己当作批评对象，怎么就成了我对小说“总体”和“全部”的偏执性“裁判”？在孟先生的词典里，“较为普遍”可以引申出“全部”、“总体”的意思吗？
恐怕不能吧。我们说改革使人民“较为普遍”致富，是否就可以引申出“全部”致富？是否就否认了贫困人口的存在？我们说制假售假现象“较为普遍”，还常常冠以“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一类用词，是否就可以引申出中国商业的“总体”败坏？是否就否认了好或者较好的商家仍然存在？孟文不过是强调：好的小说还是有的，还是很多的，这我完全同意，在以前很多文章里也表达了同样看法。问题是：谁反对过这一点？
在不太久的过去，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纠缠，常常成为政治棍子，让任何社会批评都如履薄冰，最后只能噤若寒蝉。文学界人士眼下经常批评商业、教育、体育、司法、政治等方面的负面现象，包括一些较为普遍或者非常普遍的负面现象，遇到对文学的批评或自我批评，最好不要过于敏感。其实，孟先生文中也承认小说中有“大量”烂俗的写作，表现为“都市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白领、官员、小姐、妓女、床上行为、歌厅舞厅、宾馆酒吧、海滨浴场等是常见的人物和场景”（——以上均引自孟文）。作为一个读者，我愿细心体会他这一批评的合理性，愿细心体会他的善意关切，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方去指控他居然把“白领”、“官员”与“妓女”并提，并且把“白领”、“官员”、“中产阶级”、“都市小资产阶级”统统一棍子打死。如果我也来吹毛求疵，举一两部作品为例，以证明上述人物身份和上述消费场景，并不妨碍这个作品成为优秀作品，我觉得这没有多少意思，更不会因此窃喜于自己论辩的胜利。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此致
敬礼！
韩少功
2004年3月9日
*最初陆续发表于2003年《小说选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