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厨 第1192节
然后通过酿酒产业，将粮食和钱赚回来。
高粱对酿酒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高粱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其他粮食作物无法产生的一些芳香有机物，对酒的醇厚和芳香具有重要作用。
和董非的烧刀子主要走外贸和卖给国内中下阶层不一样，吴家酒庄的美酒，市场主要在内地和中上阶层。
因此高粱就非常重要了。
除此之外，高粱秸秆含糖量也颇高，牲畜也喜欢吃。
新任户部尚书刘正夫上奏朝廷，请许以玉黍、马铃薯加入国家粮税序列，只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地区必须建设有玉黍加工厂和淀粉加工厂。
对地方上来说这是一项具有无尽好处的措施，对老百姓来说更是如此。
明明是高产的好粮食，但是因为保质期问题朝廷就不收，自家又只能保存半年，这就导致想多种都受限制。
除非养猪养鸡鸭。
但是养猪养鸡鸭都满足之后，想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就不太可能了。
一家人能伺候五头大肥猪就已经是极限。
现在好了，加工问题国家帮助解决后，两种粮食的保管期就从半年变成一年，如果保管得当，极限甚至到三年都还能吃，这就达到了小麦和稻米的水平。
国家商品粮库，今后会主要流通这一部分，口子就算是打开了。
这将给国家农业税收带来一个可以预见的增长期，蔡京这机灵鬼立即上奏，表示支持刘正夫的办法，同时提出加强版，国家正式改革税制！
深水区，这无疑是进入了真正的深水区。
国税地税分离，不仅仅是曾经困扰过后世的大问题，也是从封建王朝成立开始就一直存在的大问题。
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央和地方怎么分税收这个大馍馍。
另一时空的蔡京，因为怂恿宋徽宗搞“丰亨豫大”，抛弃国家预算制度，又搞“以新换旧”，将一百多年来一直坚挺的盐引制度搞坏，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崩溃。
因为“前科”过于吓人，所以苏油在许蔡京投靠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命他研究张方平的《金融论》，并且还要沉心研究国朝税制，还必须写出像样的论文来。
关于经济、金融和税收，一直是两人信件来往当中的重要话题，数十年间从未中断过。
因此这个时空的蔡京，从《宝泉引缀》摆上赵顼案头那一天起，就已经成了毫无争议的国家宏观经济专家。
大宋的税收主要是国税，名义上，基本都是国税，国家财富集中于京城，所谓“天下贡赋输汴京”。
地方有需求，就要打报告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能截留一部分。
这种抽干水的体制，虽然保证了中央政权的安稳，但是却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严重受限。
而国家的水最终还是来自于地方，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
地方经济发展不起来，水越来越少，最后造成的依旧是国家的大衰弊，想抽水，结果连井都干了。
还有一个痛点，就是苦于地方用度不足，地方官们就开始有针对性地设计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然后将之加到治下老百姓的头上。
如果将玉黍和土豆两种高产作物纳入农税税源，无疑就拓宽了地方增加税收的空间，蔡京认为时机已然成熟，可以将自己和司徒讨论过很多年的税制改革提上日程了。
国地分离。
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将商税收归国有，农税分作两部分，按照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合理分配。
农税空间打开后，这个方案就能够刺激地方建设粮食加工厂，鼓励农户种植高产农作物，之后农税会大增，地方将从中获得更多的截留，短期内让地方官们感觉到“滋润”。
因为在增长期，因此中央也不会因农税分流，而带来太大的农税下降。
这就相当于将高产作物带来的农税增长这部分，留给了地方。
不过要以商税作为交换。
大宋大多数地方都还是以农为主，这其实是用商业的长期远期利益，与农业的近期利益来了个交换。
再发展十年，工商的税收会远远超过农税，地方官们才能够发现自己治下的“优良资产”，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被朝廷“骗走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可是又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呢？或者说就算有，三年一转的地方官，谁又能拒绝能够立马就到手的利益呢？
当然，每年的海外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也给了蔡京这样的底气。
如果这项改革能够成功，可以想象，必将让大宋更加的繁荣昌盛，而蔡京在天下百姓、地方官员、朝臣和陛下的心里，地位必将有个明显上升，贤相之名，必然拿捏得死死的。
不过蔡京也不敢胡乱作为，毕竟这是司徒首议，两人探讨切磋了多年的政策，只是正好在自己的任上，各项时机都成熟了而已。
于是蔡京给苏油去了一封长信，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要得到苏油的支持，也表示自己不是想争功，的确是大宋如今，需要这样的政策了而已。
苏油收到信后不禁好笑，蔡京这老小子没有自己的盘算那是不可能的，可谁叫人家运气好呢？
于是给蔡京回信，元长你尽管放手施为，我在外路为你摇旗呐喊，河北四路，就是你实施税制改革的排头兵，先锋队！
蔡京不禁大喜，上奏赵煦，请求施行税制改革，税种分离。
这个题目赵煦是知道的，苏油早就告诉过他，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这一对矛盾的相互关系。
但是最根本的，是要给地方经济解绑，让经济先发展起来，保证各口井里的水越来越多，国家才能最终获得好处。
想吃肉，就要杀肥猪，而不要去蚊子腿上刮，否则费力无尽还不讨好。
国家也如同一个工坊，工坊的生产效益要是还不够给干活的工人发工资，这就叫投入产出倒挂，那工坊就该倒毙了。
于是赵煦准奏，许蔡京先期于汴京、两浙、蜀中、陕西、河北试行，之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第二期推广到两淮、宁夏、河西、广东、南海，再之后，全国施行。
同时下诏户部要造作改制后的国家财政收入预算，以及地方留存的数额；
刑部要制定出关于使用地税的相关法令法规，同时制定出地方官私增税源的处罚规定。
吏部要对地方官员进行培训，吏部试中也要加入这些内容。
这是一种工作方式的改变，以往的政令，往往就是一句话，地方官员拿着那句话，甚至连朝中正管衙门都找不到。
现在则是所有部门围绕一项中央政策，全体都要出谋出力，大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想好要为这项政策的推行干哪些活。
最开心的莫过于首相蔡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相权得到了加强，以他的能力，在足够的支持下，完全有把握炒出一盘好菜来。
司徒每每挂在嘴边那句咋说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
苏油今年其实有些苦恼，主要是王彦弼走了自己的活又多了。
好不容易来了个章惇，刚刚将定州料理得当，转眼又被支使去了太原。
不过好处就是继任章惇的刘奉世，远不如章惇那么激进，改元之年嘛，求稳这个政治主题才是正确的。
刘奉世是大清官，如今河北四路，别的地方囤积的资储足以支撑两场大战，而定州因为地理条件不大有利，苏油安排的是囤积四场大战所需。
资储多了，对官吏的廉洁程度要求就得高，章惇在这方面手比较松，换成刘奉世就不一样。
到任伊始就严肃风气，狠狠整治了几名官员，之后带着提刑和检察巡查各州，意思是发现问题即行处置，当场会同签字走完流程，决不过夜。
吓得知州们战战兢兢，真定一路官场风气顿时大变。
刘奉世是大保守派，大名鼎鼎的“墨庄三刘”最后一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刑法专家、文学家，但是性格却又喜诙谐，类似东方朔、刘罗锅那种人物。
他要整治起官员来，那真是花样无穷。
第一千七百五十一章 复杂成因
真定一带的知州多是武人，施政粗暴，经常将老百姓当做士兵一样对待，一点小罪就按照军法处置。
刘奉世到任之后，将知州们召集起来，发了笔墨，然后又发给了他们一篇文章，说这是四路都转运司的最新政令，你们每人写篇读后感吧，就在这里读就在这里写，五百字为限。
武人知州们面面相觑，这尼玛翰林大学士坑人，老子们的章奏都是师爷代写，哪里会这个？
刘奉世说道，如果连这文章都写不出来，那我就只有奏请陛下，以不通公文为由，将你们都发落了哦……
知州们冷汗淋漓，连忙讨饶。
刘奉世这才告诫道，普通老百姓不是军士，就跟你们不懂做文章一个道理，怎么能以军法处置他们呢？
真定一路，以后军士犯罪才依军法，百姓犯罪，只能以毕寺卿的《宋刑统条法事类》为依据。
叫你们的师爷多翻翻那部书，今后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我就只有请你们再来转运司衙门写作文了哦……
嗯，下次单独请，这么多人的茶饭我自掏腰包也受不了……
知州们尽皆凛服而去，河东一路转眼大治。
诸如此类的滑稽事儿多如牛毛，但是产生的效果非常好，官吏们对转运司衙门意图的领会，远比正式行文来得深刻，执行也更加得力。
民法比军法宽松太多太多了，真定路老百姓喜笑颜开，将这滑稽学士的各种段子编成连续剧传扬，如今汴京城老尹家的说书业务，又多了《骑驴刘运帅》一部话本。
之所以叫这名儿，是因为刘奉世当年初入翰林的时候，别人都骑马，他穷，便搞了头驴来骑。
众人说他的是非，他便在驴屁股后头挂了个布帘。
众人更加骇笑，问他为啥要这么做，刘奉世正儿八经地答道：“掩口而已。”
从此再没人敢说他的是非了，开什么玩笑，谁说，谁的嘴巴就是驴屁股洞！
苏油对刘奉世的施政手法佩服之极，不止一次称赞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刘奉世是大苏的挚友，俩损货当年在翰林院里边，搞怪的本事旗鼓相当，经常整得老实人如顾临之辈哭笑不得。
但是在正事儿上，刘奉世比大苏强得多，前后干过史馆、枢密、刑部、吏部、户部。
文学上也了不得，主持修订了《熙宁金石图录》、《敦煌石室遗书编目》、《十三经考异》等国家级图书，堪称文科全才。
苏油也坏，常夸刘奉世是“文史专家”。
赵煦亲政，复王中正官，漏勺封还。
赵煦做戏做全套，表示这事儿有近例，不当封还。
刘奉世立刻对道：“近例倒的确是有，问题是陛下总不能一家家去敲门，告诉天下人说，这事儿有近例吧。”
“老百姓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会看陛下先做了什么，后做了什么。”
就连赵煦都给整得哑口无言，立即收回了旨意。
此等人物到了自己治下，苏油岂能不交，秋收之后刚好有段闲暇，于是驾着小火轮便赶往真定府。
如今的滹沱河上游，船只只能抵达真定。
在与真定府隔河相望的获鹿镇，一个巨大的军工联合体已经修建了起来。
这里既是真太铁路的起点，又是滹沱河水路的终点。
高粱对酿酒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高粱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其他粮食作物无法产生的一些芳香有机物，对酒的醇厚和芳香具有重要作用。
和董非的烧刀子主要走外贸和卖给国内中下阶层不一样，吴家酒庄的美酒，市场主要在内地和中上阶层。
因此高粱就非常重要了。
除此之外，高粱秸秆含糖量也颇高，牲畜也喜欢吃。
新任户部尚书刘正夫上奏朝廷，请许以玉黍、马铃薯加入国家粮税序列，只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地区必须建设有玉黍加工厂和淀粉加工厂。
对地方上来说这是一项具有无尽好处的措施，对老百姓来说更是如此。
明明是高产的好粮食，但是因为保质期问题朝廷就不收，自家又只能保存半年，这就导致想多种都受限制。
除非养猪养鸡鸭。
但是养猪养鸡鸭都满足之后，想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就不太可能了。
一家人能伺候五头大肥猪就已经是极限。
现在好了，加工问题国家帮助解决后，两种粮食的保管期就从半年变成一年，如果保管得当，极限甚至到三年都还能吃，这就达到了小麦和稻米的水平。
国家商品粮库，今后会主要流通这一部分，口子就算是打开了。
这将给国家农业税收带来一个可以预见的增长期，蔡京这机灵鬼立即上奏，表示支持刘正夫的办法，同时提出加强版，国家正式改革税制！
深水区，这无疑是进入了真正的深水区。
国税地税分离，不仅仅是曾经困扰过后世的大问题，也是从封建王朝成立开始就一直存在的大问题。
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央和地方怎么分税收这个大馍馍。
另一时空的蔡京，因为怂恿宋徽宗搞“丰亨豫大”，抛弃国家预算制度，又搞“以新换旧”，将一百多年来一直坚挺的盐引制度搞坏，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崩溃。
因为“前科”过于吓人，所以苏油在许蔡京投靠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命他研究张方平的《金融论》，并且还要沉心研究国朝税制，还必须写出像样的论文来。
关于经济、金融和税收，一直是两人信件来往当中的重要话题，数十年间从未中断过。
因此这个时空的蔡京，从《宝泉引缀》摆上赵顼案头那一天起，就已经成了毫无争议的国家宏观经济专家。
大宋的税收主要是国税，名义上，基本都是国税，国家财富集中于京城，所谓“天下贡赋输汴京”。
地方有需求，就要打报告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能截留一部分。
这种抽干水的体制，虽然保证了中央政权的安稳，但是却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严重受限。
而国家的水最终还是来自于地方，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
地方经济发展不起来，水越来越少，最后造成的依旧是国家的大衰弊，想抽水，结果连井都干了。
还有一个痛点，就是苦于地方用度不足，地方官们就开始有针对性地设计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然后将之加到治下老百姓的头上。
如果将玉黍和土豆两种高产作物纳入农税税源，无疑就拓宽了地方增加税收的空间，蔡京认为时机已然成熟，可以将自己和司徒讨论过很多年的税制改革提上日程了。
国地分离。
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将商税收归国有，农税分作两部分，按照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合理分配。
农税空间打开后，这个方案就能够刺激地方建设粮食加工厂，鼓励农户种植高产农作物，之后农税会大增，地方将从中获得更多的截留，短期内让地方官们感觉到“滋润”。
因为在增长期，因此中央也不会因农税分流，而带来太大的农税下降。
这就相当于将高产作物带来的农税增长这部分，留给了地方。
不过要以商税作为交换。
大宋大多数地方都还是以农为主，这其实是用商业的长期远期利益，与农业的近期利益来了个交换。
再发展十年，工商的税收会远远超过农税，地方官们才能够发现自己治下的“优良资产”，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被朝廷“骗走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可是又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呢？或者说就算有，三年一转的地方官，谁又能拒绝能够立马就到手的利益呢？
当然，每年的海外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也给了蔡京这样的底气。
如果这项改革能够成功，可以想象，必将让大宋更加的繁荣昌盛，而蔡京在天下百姓、地方官员、朝臣和陛下的心里，地位必将有个明显上升，贤相之名，必然拿捏得死死的。
不过蔡京也不敢胡乱作为，毕竟这是司徒首议，两人探讨切磋了多年的政策，只是正好在自己的任上，各项时机都成熟了而已。
于是蔡京给苏油去了一封长信，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要得到苏油的支持，也表示自己不是想争功，的确是大宋如今，需要这样的政策了而已。
苏油收到信后不禁好笑，蔡京这老小子没有自己的盘算那是不可能的，可谁叫人家运气好呢？
于是给蔡京回信，元长你尽管放手施为，我在外路为你摇旗呐喊，河北四路，就是你实施税制改革的排头兵，先锋队！
蔡京不禁大喜，上奏赵煦，请求施行税制改革，税种分离。
这个题目赵煦是知道的，苏油早就告诉过他，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这一对矛盾的相互关系。
但是最根本的，是要给地方经济解绑，让经济先发展起来，保证各口井里的水越来越多，国家才能最终获得好处。
想吃肉，就要杀肥猪，而不要去蚊子腿上刮，否则费力无尽还不讨好。
国家也如同一个工坊，工坊的生产效益要是还不够给干活的工人发工资，这就叫投入产出倒挂，那工坊就该倒毙了。
于是赵煦准奏，许蔡京先期于汴京、两浙、蜀中、陕西、河北试行，之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第二期推广到两淮、宁夏、河西、广东、南海，再之后，全国施行。
同时下诏户部要造作改制后的国家财政收入预算，以及地方留存的数额；
刑部要制定出关于使用地税的相关法令法规，同时制定出地方官私增税源的处罚规定。
吏部要对地方官员进行培训，吏部试中也要加入这些内容。
这是一种工作方式的改变，以往的政令，往往就是一句话，地方官员拿着那句话，甚至连朝中正管衙门都找不到。
现在则是所有部门围绕一项中央政策，全体都要出谋出力，大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想好要为这项政策的推行干哪些活。
最开心的莫过于首相蔡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相权得到了加强，以他的能力，在足够的支持下，完全有把握炒出一盘好菜来。
司徒每每挂在嘴边那句咋说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
苏油今年其实有些苦恼，主要是王彦弼走了自己的活又多了。
好不容易来了个章惇，刚刚将定州料理得当，转眼又被支使去了太原。
不过好处就是继任章惇的刘奉世，远不如章惇那么激进，改元之年嘛，求稳这个政治主题才是正确的。
刘奉世是大清官，如今河北四路，别的地方囤积的资储足以支撑两场大战，而定州因为地理条件不大有利，苏油安排的是囤积四场大战所需。
资储多了，对官吏的廉洁程度要求就得高，章惇在这方面手比较松，换成刘奉世就不一样。
到任伊始就严肃风气，狠狠整治了几名官员，之后带着提刑和检察巡查各州，意思是发现问题即行处置，当场会同签字走完流程，决不过夜。
吓得知州们战战兢兢，真定一路官场风气顿时大变。
刘奉世是大保守派，大名鼎鼎的“墨庄三刘”最后一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刑法专家、文学家，但是性格却又喜诙谐，类似东方朔、刘罗锅那种人物。
他要整治起官员来，那真是花样无穷。
第一千七百五十一章 复杂成因
真定一带的知州多是武人，施政粗暴，经常将老百姓当做士兵一样对待，一点小罪就按照军法处置。
刘奉世到任之后，将知州们召集起来，发了笔墨，然后又发给了他们一篇文章，说这是四路都转运司的最新政令，你们每人写篇读后感吧，就在这里读就在这里写，五百字为限。
武人知州们面面相觑，这尼玛翰林大学士坑人，老子们的章奏都是师爷代写，哪里会这个？
刘奉世说道，如果连这文章都写不出来，那我就只有奏请陛下，以不通公文为由，将你们都发落了哦……
知州们冷汗淋漓，连忙讨饶。
刘奉世这才告诫道，普通老百姓不是军士，就跟你们不懂做文章一个道理，怎么能以军法处置他们呢？
真定一路，以后军士犯罪才依军法，百姓犯罪，只能以毕寺卿的《宋刑统条法事类》为依据。
叫你们的师爷多翻翻那部书，今后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我就只有请你们再来转运司衙门写作文了哦……
嗯，下次单独请，这么多人的茶饭我自掏腰包也受不了……
知州们尽皆凛服而去，河东一路转眼大治。
诸如此类的滑稽事儿多如牛毛，但是产生的效果非常好，官吏们对转运司衙门意图的领会，远比正式行文来得深刻，执行也更加得力。
民法比军法宽松太多太多了，真定路老百姓喜笑颜开，将这滑稽学士的各种段子编成连续剧传扬，如今汴京城老尹家的说书业务，又多了《骑驴刘运帅》一部话本。
之所以叫这名儿，是因为刘奉世当年初入翰林的时候，别人都骑马，他穷，便搞了头驴来骑。
众人说他的是非，他便在驴屁股后头挂了个布帘。
众人更加骇笑，问他为啥要这么做，刘奉世正儿八经地答道：“掩口而已。”
从此再没人敢说他的是非了，开什么玩笑，谁说，谁的嘴巴就是驴屁股洞！
苏油对刘奉世的施政手法佩服之极，不止一次称赞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刘奉世是大苏的挚友，俩损货当年在翰林院里边，搞怪的本事旗鼓相当，经常整得老实人如顾临之辈哭笑不得。
但是在正事儿上，刘奉世比大苏强得多，前后干过史馆、枢密、刑部、吏部、户部。
文学上也了不得，主持修订了《熙宁金石图录》、《敦煌石室遗书编目》、《十三经考异》等国家级图书，堪称文科全才。
苏油也坏，常夸刘奉世是“文史专家”。
赵煦亲政，复王中正官，漏勺封还。
赵煦做戏做全套，表示这事儿有近例，不当封还。
刘奉世立刻对道：“近例倒的确是有，问题是陛下总不能一家家去敲门，告诉天下人说，这事儿有近例吧。”
“老百姓才不管这些呢，他们只会看陛下先做了什么，后做了什么。”
就连赵煦都给整得哑口无言，立即收回了旨意。
此等人物到了自己治下，苏油岂能不交，秋收之后刚好有段闲暇，于是驾着小火轮便赶往真定府。
如今的滹沱河上游，船只只能抵达真定。
在与真定府隔河相望的获鹿镇，一个巨大的军工联合体已经修建了起来。
这里既是真太铁路的起点，又是滹沱河水路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