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9章】 谋定后动
有关青岛问题的交涉在北京示威大游行后又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当《人民日报》、《新华》等主要媒体以充分肯定的口吻向全国报道时，在各地同样掀起了支持政府、收回青岛的热潮。学生、商人、小市民自发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抵制日货”的口号又重新响彻各大城市，若在以前，政府肯定又要出面干涉和弹压，但现在不同，中央政府和大总统都表示支持，地方政府捣什么乱？当民众激情昂扬地走上街头时，发现迎来的不是警察的棍子和枪刺、而是笑脸和支持时，对于政府的拥护之情就更为加深了，自辛亥革命以后渐渐有些淡去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度高涨。各地电影院撤去原先的既定影片节目表，再次反映当时以北疆国防军抵御俄国侵略和阅兵仪式为主要内容的《北国庆典》，在嘹亮的军歌声中，在铿锵有力的宣传话语中，很多人仿佛重温三年前的热切往事，爱国主义情绪再度高涨。学生志愿参军、捐款捐物等一幕幕景象再次在各大城市上演。
在中日相互进行交涉和抗议的扯皮过程中，国防军有关的军事调动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由秦时竹亲自签发的国防军大本营绝密第4号文件上，华北军区司令长官夏海强中将被任命为山东前线最高指挥官，直隶护军使兼陆军第11师师长郭松龄中将率领所部负责青岛崂山湾及附近地区防御，在原来暂时代理中央教导师师长吴佩孚少将的强烈要求下，陆尚荣批准其出任陆军第22师师长，负责山东龙口地区防御，等于和11师一起在一南一北夹住了胶州湾，中央卫戍师师长王云山中将率领国防军中最强悍的兵力作为山东前线部队的总预备队，沿胶济铁路和津浦路一线展开，随时用于补防，国防军在山东境内的兵力超过了五万。
事实上，早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这一系列的军事调动就已经在进行。秦时竹、葛洪义和陆尚荣等人通过研究既往历史经验得出结论，在历史同期进行的日德青岛之战中，日本是通过经过中国中立地区以完成对青岛的包围的，现在就是要提前布局，逼日本人去正面啃青岛要塞这块硬骨头。理由？国防军在山东地区进行特别演习，跟英国人说的则是：若是德国人不老实，咱们直接把青岛拿下来。
也因为如此，在中、德、英、日的外交官还在为青岛进行大扯皮时，国防军已经为青岛战局做好了准备。24日，日本拒绝了德国通过第三国所提出的，以作价6亿马克为条件将青岛转租借给日本的方案，在日本某些狂妄的人士看来，“皇军只需要6个小时就可以攻下青岛！”，根本用不着付出6亿马克的高额代价。当然，德国所提出的建议中国也是知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么，中国装作不晓得，反正日本鬼子是不可能出那么优厚的条件的，而中国已提前预知了一战后马克贬值得一文不值的情况，非常乐意做一笔如此“划算”的买卖。24日晚间，德国胶州湾总督收到了威廉二世的最新电报：“尽一切努力守住青岛，并准备将其完整地交给于中国政府！”但此时，中德有关青岛问题的条约还没有最后签字，日本对德宣战的声明迫不及待地发表了。
日本对德宣战并没有出乎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料，在英日同盟的体系下，这似乎是日本“唯一”可以选择的立场，对于背后的利益交织和勾结，一般人也不会认为有太多的问题，毕竟国家之间这种来往是很正常，谈不上阴谋与卑鄙。
在得知日德宣战的消息后，外交部着实忙乎了一阵，既要发表中国政府对青岛问题的声明，又要向两个国家提交相应的照会。中国政府在声明中对日德互相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表示担忧，对远东局势进一步恶化表示“遗憾”，对上述两国有可能对中国权益造成损害的远景表示“关切”，但没有改变的是中国有关“中立”与“和平”的立场，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居然还表示“尊重”两国在国际问题上各自选择的立场。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似乎从最初那种言辞切切、“不得利用中国领土进行敌对性行动”的强硬立场上后退，变得似乎在承认双方交战的“既成事实”，但国内媒体不但没有加以指责，反而也如释重负般地松了口气。说穿了，舆论对日德交战的前景并不奇怪，更没有奢望靠中国的恐吓就能保持远东和平的情景，他们只是担心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自动放弃胶州湾的有关权益。现在表面上看中国政府较之以前有所“软化”，但在最关键的青岛问题上政府并没有实质性的让步，再加上中德有关青岛协定正式签约的事实，可以说中国方面已经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利益。这种轻松感自然让人愉悦，而他们分析的道理无非三条：
第一，日本理亏。虽然日本对德宣战早于中德正式声明文本公布的时间，但中德移交青岛权益的风声早就放了出来，这是时间上的先机和主动。虽然道义并不是决定国际问题的关键因素，但起码在交涉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点对中国尤为重要，万一在战后恢复交涉，也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早有准备。国防军在山东境内大演习的消息，不早不晚，恰恰选在日本宣战前一天公布，这不由让人感慨国防部的时机把握实在是太好了。这既能在实质上增强山东地区的防御力量，又不见得是针对日德交战的敌对性动作，无论对哪个国家也都交代得过去。当然，大本营拥有破译日本外交密码能力的秘密是不可能让这些媒体知晓的。
第三，中德有秘密协作。这是舆论分析分歧最大的地方，虽然用上了可能、估计、也许等大量含糊不清、意义模糊的词语，但还是隐隐约约表达了相应的意思。表面上的协定并不可能让人看出玄机，但报界的资深政治评论家认为，国防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紧紧包围住胶州湾租借地，只留下一个面东的大海让日本插手，已经拥有了最为充足的回旋余地。到日德进入战争僵持状态后，中国根据实际需要，或是出其不意地宣布接管青岛，或是已经濒临失败的德军突然向中国方面投降而让中国摘桃子。无论哪个结果，中国都是有利的一方。
自然，也有对日本恼羞成怒、悍然发动对华战争的担忧，但舆论普遍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一来日本并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二来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和借口这么做。更何况英国和美国并不允许日本这么做，中国的平衡角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微妙而复杂。
在得知日德正式宣战后，秦时竹和一干大本营核心官员脸上都是洋溢着笑容。这不仅没有超出他们的预计，更重要的是中国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青岛防御能力和战斗力的显著增强，足以让日本吃足苦头，而国防军提前动员，封锁住历史同期日本从侧翼进军胶州湾的两个路上通道后（日军原本在山东龙口登陆），逼得日本只能正面硬撼青岛。套用秦时竹的话说：“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一颗够硬的核桃让日本这头饿狼崩坏几颗牙……至于德国人，他们恰好就扮演了这一角色，而且他们在替我们卖命之后还得感谢我们。”
德国在青岛的防御力量主要由海军和陆军两部分组成。在战争爆发以前，德国远东舰队拥有“沙恩霍斯特”号（旗舰）和“格奈森瑙”号两艘装甲巡洋舰（这两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没错，这也是德军在二次大战时期的主力舰舰名）、轻巡洋舰“纽伦堡”号、“埃姆登”号和“莱比锡”号，一艘雷击舰，五艘炮舰和三艘内河炮舰。战争爆发时，舰队主力“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纽伦堡”正在海军中将斯佩伯爵的带领下在德属加罗林群岛和南太平洋游弋。“莱比锡”号在墨西哥沿海“保护德国利益”，“埃姆登”号和其余舰只都在中国沿海巡弋，因此青岛港内的德国水上力量非常虚弱。
早在8月1日，驻青岛的胶州湾总督府接到德国参战的秘密电报后就立即向中国领土领水内的德舰发布动员令，雷击舰s90号和其中两艘炮舰匆匆忙忙赶到青岛，其余炮舰因距离比较遥远，不是就地凿沉就是“卖”给了中国政府，而上面的乘员、散居在中国各地的德国在乡军人侨民都设法经陆路赶到青岛（德国动员能力之强可见一斑），当时奥匈帝国海军的老式巡洋舰“伊丽莎白皇后”号在一周前刚刚抵达青岛，此时也理所当然地加入到战争的行列。此时青岛的海军力量虽然有所恢复，但仍然比不上战前巅峰时期的兵力。
德国向俄国和法国宣战后，“埃姆登”号曾离开青岛，不久就带着在对马海峡捕获的俄国商船“梁赞”号返回，德国海军工程人员将入坞修理的“鸬鹚”号炮舰上面的武器拆除安装在“梁赞”号之上，并配备了其余武器和海军人员，名字则沿用“鸬鹚”号，不久以后，这艘船成为印度洋上最为出名的德国伪装袭击舰。几乎与此同时，德国邮船“腓特烈王子”号也在青岛改装成为袭击舰，“埃姆登”号则带着8艘补给船和19000吨煤离开青岛，前往马里亚纳群岛和斯佩舰队汇合，随后被斯佩派遣到印度洋执行破交任务。可以说，远东舰队的主要实力已经在战争爆发时脱离了胶州湾租借地，这对德国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远东舰队的实力虽然可观，但并不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对手，与其不敌日本舰队主力受困还不如早些脱离苦海，只是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协约国商船要倒大霉了。
在欧战爆发一星期后，胶州湾租借地总督迈耶?瓦尔代克海军上校决定不再冒险派军舰或商船突围，也否决了一些少壮派军官提出的奇袭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计划，认为这对于青岛的防守并无多大的裨益，而且容易给中国政府增加麻烦，他的心思和精力重点放在对青岛地区的防御上。
青岛的外围防御线沿租借地的边界展开，内圈防御线主要以青岛近郊的鸡貂山、俾斯麦山和毛奇山为核心（后两座山的名字都是德国人占据青岛后取名的），有8座主要炮台（由于中国方面提供的便利，青岛要塞比历史上更为牢固和严密），5座对海，3座对陆，共装备5门280mm和3门240mm要塞炮、5门210mm和9门150mm重型榴弹炮，6门105mm中型榴弹炮，此外还有若干门轻型榴弹炮。这几座炮台外加8座多面的棱形碉堡共驻扎1250人，地势居高临下、非常险要，炮台和碉堡的水泥防御层厚达近2米（反正水泥是辽阳实业提供的抵债物资，方便易得，价格实惠），算得上固若金汤，称为远东的列日要塞也毫不为过。如果以历史同期青岛各要塞的防御能力为100的话，那么到了此时这些要塞的防御力提高到了178左右（像不像三国志中用来衡量城防度的指数？）。
德国海军大臣提尔皮茨元帅在20世纪初期曾担任过驻中国舰队的海军提督，他称赞道：“至少需要整整一个军的兵力才能攻下这些要塞。”除了防守要塞的兵力外，德国在青岛还驻扎有海军陆战第3营1300余人，包括4个步兵连、1个骑兵连，1个工兵连，1个炮兵连和2个机枪连。在北京使馆区和天津德租界，德国还另外驻有4个步兵连、1个骑兵连和2个炮兵分队，这些部队在德国参战后也火速集结，撤退到青岛。在撤退过程中，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方便和帮助，光是备战所需要的粮食和军火就输送了一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衡量，都极大地增强了青岛的防守力量。(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在中日相互进行交涉和抗议的扯皮过程中，国防军有关的军事调动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由秦时竹亲自签发的国防军大本营绝密第4号文件上，华北军区司令长官夏海强中将被任命为山东前线最高指挥官，直隶护军使兼陆军第11师师长郭松龄中将率领所部负责青岛崂山湾及附近地区防御，在原来暂时代理中央教导师师长吴佩孚少将的强烈要求下，陆尚荣批准其出任陆军第22师师长，负责山东龙口地区防御，等于和11师一起在一南一北夹住了胶州湾，中央卫戍师师长王云山中将率领国防军中最强悍的兵力作为山东前线部队的总预备队，沿胶济铁路和津浦路一线展开，随时用于补防，国防军在山东境内的兵力超过了五万。
事实上，早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这一系列的军事调动就已经在进行。秦时竹、葛洪义和陆尚荣等人通过研究既往历史经验得出结论，在历史同期进行的日德青岛之战中，日本是通过经过中国中立地区以完成对青岛的包围的，现在就是要提前布局，逼日本人去正面啃青岛要塞这块硬骨头。理由？国防军在山东地区进行特别演习，跟英国人说的则是：若是德国人不老实，咱们直接把青岛拿下来。
也因为如此，在中、德、英、日的外交官还在为青岛进行大扯皮时，国防军已经为青岛战局做好了准备。24日，日本拒绝了德国通过第三国所提出的，以作价6亿马克为条件将青岛转租借给日本的方案，在日本某些狂妄的人士看来，“皇军只需要6个小时就可以攻下青岛！”，根本用不着付出6亿马克的高额代价。当然，德国所提出的建议中国也是知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么，中国装作不晓得，反正日本鬼子是不可能出那么优厚的条件的，而中国已提前预知了一战后马克贬值得一文不值的情况，非常乐意做一笔如此“划算”的买卖。24日晚间，德国胶州湾总督收到了威廉二世的最新电报：“尽一切努力守住青岛，并准备将其完整地交给于中国政府！”但此时，中德有关青岛问题的条约还没有最后签字，日本对德宣战的声明迫不及待地发表了。
日本对德宣战并没有出乎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料，在英日同盟的体系下，这似乎是日本“唯一”可以选择的立场，对于背后的利益交织和勾结，一般人也不会认为有太多的问题，毕竟国家之间这种来往是很正常，谈不上阴谋与卑鄙。
在得知日德宣战的消息后，外交部着实忙乎了一阵，既要发表中国政府对青岛问题的声明，又要向两个国家提交相应的照会。中国政府在声明中对日德互相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表示担忧，对远东局势进一步恶化表示“遗憾”，对上述两国有可能对中国权益造成损害的远景表示“关切”，但没有改变的是中国有关“中立”与“和平”的立场，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居然还表示“尊重”两国在国际问题上各自选择的立场。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似乎从最初那种言辞切切、“不得利用中国领土进行敌对性行动”的强硬立场上后退，变得似乎在承认双方交战的“既成事实”，但国内媒体不但没有加以指责，反而也如释重负般地松了口气。说穿了，舆论对日德交战的前景并不奇怪，更没有奢望靠中国的恐吓就能保持远东和平的情景，他们只是担心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自动放弃胶州湾的有关权益。现在表面上看中国政府较之以前有所“软化”，但在最关键的青岛问题上政府并没有实质性的让步，再加上中德有关青岛协定正式签约的事实，可以说中国方面已经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利益。这种轻松感自然让人愉悦，而他们分析的道理无非三条：
第一，日本理亏。虽然日本对德宣战早于中德正式声明文本公布的时间，但中德移交青岛权益的风声早就放了出来，这是时间上的先机和主动。虽然道义并不是决定国际问题的关键因素，但起码在交涉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点对中国尤为重要，万一在战后恢复交涉，也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早有准备。国防军在山东境内大演习的消息，不早不晚，恰恰选在日本宣战前一天公布，这不由让人感慨国防部的时机把握实在是太好了。这既能在实质上增强山东地区的防御力量，又不见得是针对日德交战的敌对性动作，无论对哪个国家也都交代得过去。当然，大本营拥有破译日本外交密码能力的秘密是不可能让这些媒体知晓的。
第三，中德有秘密协作。这是舆论分析分歧最大的地方，虽然用上了可能、估计、也许等大量含糊不清、意义模糊的词语，但还是隐隐约约表达了相应的意思。表面上的协定并不可能让人看出玄机，但报界的资深政治评论家认为，国防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紧紧包围住胶州湾租借地，只留下一个面东的大海让日本插手，已经拥有了最为充足的回旋余地。到日德进入战争僵持状态后，中国根据实际需要，或是出其不意地宣布接管青岛，或是已经濒临失败的德军突然向中国方面投降而让中国摘桃子。无论哪个结果，中国都是有利的一方。
自然，也有对日本恼羞成怒、悍然发动对华战争的担忧，但舆论普遍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一来日本并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二来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和借口这么做。更何况英国和美国并不允许日本这么做，中国的平衡角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微妙而复杂。
在得知日德正式宣战后，秦时竹和一干大本营核心官员脸上都是洋溢着笑容。这不仅没有超出他们的预计，更重要的是中国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青岛防御能力和战斗力的显著增强，足以让日本吃足苦头，而国防军提前动员，封锁住历史同期日本从侧翼进军胶州湾的两个路上通道后（日军原本在山东龙口登陆），逼得日本只能正面硬撼青岛。套用秦时竹的话说：“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一颗够硬的核桃让日本这头饿狼崩坏几颗牙……至于德国人，他们恰好就扮演了这一角色，而且他们在替我们卖命之后还得感谢我们。”
德国在青岛的防御力量主要由海军和陆军两部分组成。在战争爆发以前，德国远东舰队拥有“沙恩霍斯特”号（旗舰）和“格奈森瑙”号两艘装甲巡洋舰（这两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没错，这也是德军在二次大战时期的主力舰舰名）、轻巡洋舰“纽伦堡”号、“埃姆登”号和“莱比锡”号，一艘雷击舰，五艘炮舰和三艘内河炮舰。战争爆发时，舰队主力“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纽伦堡”正在海军中将斯佩伯爵的带领下在德属加罗林群岛和南太平洋游弋。“莱比锡”号在墨西哥沿海“保护德国利益”，“埃姆登”号和其余舰只都在中国沿海巡弋，因此青岛港内的德国水上力量非常虚弱。
早在8月1日，驻青岛的胶州湾总督府接到德国参战的秘密电报后就立即向中国领土领水内的德舰发布动员令，雷击舰s90号和其中两艘炮舰匆匆忙忙赶到青岛，其余炮舰因距离比较遥远，不是就地凿沉就是“卖”给了中国政府，而上面的乘员、散居在中国各地的德国在乡军人侨民都设法经陆路赶到青岛（德国动员能力之强可见一斑），当时奥匈帝国海军的老式巡洋舰“伊丽莎白皇后”号在一周前刚刚抵达青岛，此时也理所当然地加入到战争的行列。此时青岛的海军力量虽然有所恢复，但仍然比不上战前巅峰时期的兵力。
德国向俄国和法国宣战后，“埃姆登”号曾离开青岛，不久就带着在对马海峡捕获的俄国商船“梁赞”号返回，德国海军工程人员将入坞修理的“鸬鹚”号炮舰上面的武器拆除安装在“梁赞”号之上，并配备了其余武器和海军人员，名字则沿用“鸬鹚”号，不久以后，这艘船成为印度洋上最为出名的德国伪装袭击舰。几乎与此同时，德国邮船“腓特烈王子”号也在青岛改装成为袭击舰，“埃姆登”号则带着8艘补给船和19000吨煤离开青岛，前往马里亚纳群岛和斯佩舰队汇合，随后被斯佩派遣到印度洋执行破交任务。可以说，远东舰队的主要实力已经在战争爆发时脱离了胶州湾租借地，这对德国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远东舰队的实力虽然可观，但并不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对手，与其不敌日本舰队主力受困还不如早些脱离苦海，只是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协约国商船要倒大霉了。
在欧战爆发一星期后，胶州湾租借地总督迈耶?瓦尔代克海军上校决定不再冒险派军舰或商船突围，也否决了一些少壮派军官提出的奇袭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计划，认为这对于青岛的防守并无多大的裨益，而且容易给中国政府增加麻烦，他的心思和精力重点放在对青岛地区的防御上。
青岛的外围防御线沿租借地的边界展开，内圈防御线主要以青岛近郊的鸡貂山、俾斯麦山和毛奇山为核心（后两座山的名字都是德国人占据青岛后取名的），有8座主要炮台（由于中国方面提供的便利，青岛要塞比历史上更为牢固和严密），5座对海，3座对陆，共装备5门280mm和3门240mm要塞炮、5门210mm和9门150mm重型榴弹炮，6门105mm中型榴弹炮，此外还有若干门轻型榴弹炮。这几座炮台外加8座多面的棱形碉堡共驻扎1250人，地势居高临下、非常险要，炮台和碉堡的水泥防御层厚达近2米（反正水泥是辽阳实业提供的抵债物资，方便易得，价格实惠），算得上固若金汤，称为远东的列日要塞也毫不为过。如果以历史同期青岛各要塞的防御能力为100的话，那么到了此时这些要塞的防御力提高到了178左右（像不像三国志中用来衡量城防度的指数？）。
德国海军大臣提尔皮茨元帅在20世纪初期曾担任过驻中国舰队的海军提督，他称赞道：“至少需要整整一个军的兵力才能攻下这些要塞。”除了防守要塞的兵力外，德国在青岛还驻扎有海军陆战第3营1300余人，包括4个步兵连、1个骑兵连，1个工兵连，1个炮兵连和2个机枪连。在北京使馆区和天津德租界，德国还另外驻有4个步兵连、1个骑兵连和2个炮兵分队，这些部队在德国参战后也火速集结，撤退到青岛。在撤退过程中，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方便和帮助，光是备战所需要的粮食和军火就输送了一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衡量，都极大地增强了青岛的防守力量。(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